即使你没有来过日本，如果你曾经看过张丽玲十几年前拍摄的讲述一群在日留学生学习和生活经历的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你就会同我一样，可以自然地从心底感受在日留学生的艰辛、成长和幸福，也会像我一样，不再单纯地从第三者的角度去体会别人的人生，而是尝试更多地理解和分享别人的心灵故事。纪录片中有一集的题目叫《小小留学生》，真实深刻地讲述了一名9岁的北京小女孩张素，同母亲一起跟随在东京工作的父亲来到日本，在日本公立小学中学习和生活的感人故事。

在初到日本坐电车时，当被问及不懂日语害不害怕时，纪录片的小主人公张素坚定地说：“不害怕。”那如果日本小朋友欺负你，你怎么办？她说：“用学习对付他们。”我着实诧异于这两个答案，也为这个9岁小姑娘的坚毅感到骄傲。跟父母团聚，跟家人在一起是每一个中途追随父母来到海外的小孩子的心灵依托，所以他们不怕。而在异乡或是国外，证明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做得比当地人更好，从而赢得大家的尊重。这两个道理，无论是对张素这样的“小”留学生，还是对像我这样的“大”留学生，都是共通的吧。
　　现实生活中，从事教育科研、新闻报道或者政策研究的人们，往往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海外求学的本科生、研究生或是其他研究型人才，即这些“大”留学生身上，而容易忽视像张素这样在中国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来到日本的“小”留学生，以及他们所经历的人生和故事。今天，难得有机会通过文字的形式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留学生活，于是决定将话题的重心放到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到的身边的“小”留学生身上。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初步统计，截止2011年9月，在日本公立中小学及高中就读的外国儿童人数将近8万人，其中需要日语辅导的外国儿童人数近3万人，而占总体人数80%以上的葡萄牙语、汉语、菲律宾语和西班牙语这4种语言的教育援助需求问题尤为突出。我所在的大阪府，除了经济及教育事业发达所产生的社会吸引力以外，二战遗孤返日等历史原因，也使得在大阪府下属的公立中小学中，跟中国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以汉语为母语的儿童的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来到日本后接触到的“小”留学生大体是像张素一样，因为父母工作或学习的原因作为随居者来到日本，这些孩子大多在国内接受了一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或家庭式的中文教育。另外，我还接触到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二战后从中国返回日本的战争遗孤子女或者他们的后代，这些孩子大多出生在日本，成长在日本，在日本小学中接受日本式的义务教育，这一群体虽然不是留学生身份，然而历史让他们的家庭内部语言多为中文，他们的骨子里有深深的中国烙印。
　　无论这些孩子的国籍是日本还是中国，现在他们中的多数人都生活在“双百”的语言环境当中，即在家庭内部几乎100%使用汉语和父母交流，而在学校接受100%的日语教育。作为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数都希望能将孩子们培养成精通中日两国语言和文化的双语人才，为日后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做好准备。从大的角度来说，这些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且又熟知日本社会的孩子们，对于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而言必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近年来，日本文部科学省及各地方教育局也逐步意识到了针对在日外国儿童教育的重要意义，无论是在教育财政支出还是师资配备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为了这些孩子的学习，日本的教育工作者在默默地付出努力着。
　　来日本留学以后，因协助导师科研的原因，我有幸结识了很多“小”留学生，也有机会走进了日本的公立小学。
　　舒畅（化名）的父母都曾是我大阪大学的校友，我们是在大阪大学中国学友会组织的国庆联欢会上认识的。舒畅的爸爸博士毕业后顺利地在日本著名的制药厂武田制药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妈妈在拿到博士学位后则选择了留在原实验室作研究员，完成她所在课题组的科研项目。2011年4月，稳定下来夫妻二人决定将在中国读小学2年级的儿子接到大阪一起生活。然而，用舒畅妈妈的话讲，在国外教育孩子比拿下生物医学博士学位更难。他们夫妻俩都是用英文写博士论文，日语的水平也只限于日常生活，自然，舒畅所处的语言环境就是标准的“双百”模式。来日本的头半年内，舒畅每周可以在学校接受当地教育部门免费为其安排的2次合计4小时的一对一的日语课程，剩下的就得靠他自己努力了。据舒畅妈妈说，半个学期结束后，对异国的兴奋感渐渐淡了下来，原本性格开朗的舒畅开始变得在家里也少言寡语，学习成绩受语言的限制，跟在国内的时候比起来差了很多。于是夫妻俩找到了我，希望能得到些建议。有幸的是，我的导师是一名研究儿童双语问题的专家，我们分2次讨论了舒畅的实际情况，最终给了他们夫妻3条建议。第一，尽量帮助孩子预习第二天的教学内容，并将课程要点做成便签贴在日文原文的旁边，同时注意观察孩子的学习情况调整便签的数量和内容；第二，加强中文母语的教育，每天坚持给孩子读故事书。10岁的孩子母语并未完全成熟，加强母语的教育有助于提高孩子对事物的理解能力和语言认知能力，对第二外语日语的学习也会很有益处；第三，在家庭内部，通过网络、书籍或电视等形式提供更多接触日语的环境，但这一行为必须建立在保证足够的母语接触数量的基础之上。半年后，我们的得到了舒畅妈妈的反馈，孩子适应得很好，学习成绩也是名列前茅。但由于工作繁忙的原因，跟孩子一起学习的时间十分有限，现在他们更担心的是孩子的中文教育问题。
　　而我对那个“特殊群体”的更多认识是来自于大阪府八尾市的一所公立小学。这所小学每个年级约有60余人，由于所在的学区是战后遗孤及家属的聚集区，每个年级大约有1/3的孩子跟中国有较深的渊源。受父母语言能力的限制，大多数的孩子在家中100%使用中文，在学校100%使用日语。研究表明，在幼年时掌握双语的儿童，其考虑问题的方式和看问题的视野会相对更加多元化。为了帮助这些孩子更好地掌握两门语言和理解两种文化，首先要做的就是客观地描述这些孩子的日语和汉语的语言能力。对于在日本长期生活的孩子而言，汉语和日语就像自行车的两个轮子，只有前后轮一样大的时候才能骑得更远；它们也更像是同一水域里的两座冰山，人们看见的是海面以上两座独立的冰山，但在海平面以下其实它们共享着大部分躯干。基于以上理论，以我导师为代表的研究小组正在着手利用已有的评价工具来客观地测试双语儿童的“听”、“说”能力；同时，又在尝试通过绘本或课外读物阅读等方式，来进行阅读能力测试工具的开发。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能为身边的这些孩子做些事情，我感到很高兴。这些测试都是通过一对一访问的形式来进行的，大多数孩子的汉语都停留在“听”、“说”的层次，在“读”的层面上，孩子们的汉语略显笨拙，不过你会从他们努力阅读的样子中可以看到希望，每个孩子都具有成为双语人才的希望。经过一系列测试，最终会形成对每个测试儿童的评价表格，供班主任老师和家长参考。
　　来到日本以后，我时常会跟身边的“大”留学生们分享彼此的生活和经历，同时也在协助导师科研的过程中，深深体会了每个“小”留学生的努力和坚持，他们的经历与感受，有些是我们这些年长者不曾体味和知晓的，甚至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希望他们能得到更多的帮助，他们是家庭的财富，也是社会的财富。
　　我的留学生活还在继续，怀着感恩的心，希望日后的每一天都很精彩。